作者: 来源: 发表时间:2011-04-21 07:27 
何新华在“电影党”中主要负责机器维护。
所有电影胶片中都有“电影放映记录鉴定本”。
“深圳电影党”成员何新华与黄坚新在布吉他们平常活动的据点内，背后放映的是1964年拍摄的纪录片《向毛主席汇报》。
《向毛主席汇报》中周恩来总理的镜头。
黄坚新的收藏中很多是难得一见的纪录片。
本期关注
深圳民间电影收藏力量的蔓延
深圳电影资料馆建立的可能
热衷于去电影院看大片的人也许很难想象，在深圳还有一群喜好在家藏电影、看电影、在小区放电影的胶片电影迷们。8毫米、8.75毫米、16毫米、35毫米，这些在平常人也许完全无法领会的数字，在这群人的生活中却如挂在嘴边的情话与接头暗语。对于他们，这些数字与单位也不仅是简单的电影胶片的规格，而是某种驱使的力量，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粘合剂。他们喜欢称自己为“深圳电影党”，他们的核心成员有10多位，外围成员有20多位，以玩味老胶片电影及相关设备为“党章”，分享过往岁月的电影情节与镜头。而据圈中人士介绍，在国内目前有300多人在玩老电影收藏，深圳占了十分之一强。深圳的这一群体，在全国老电影收藏群中是人数最多、收藏规模最大、活跃度最高的。他们每周聚会，以电影中退色的记忆来慰藉闪电般流逝的生活。他们在过往时代的纪录片中萌生历史意识，并开始对这个城市的发展进行审视。他们希望与人分享，但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渠道，对于能否在深圳建立电影资料馆，他们显得有些茫然。
400多部影片住在一个约100平方米的三居室内
你闻过无数的电影胶片、生锈的铁盒子、老式的电影放映机、电影书籍堆积在一起的味道吗？当老胶片电影收藏者、“深圳电影党”成员黄坚新打开他位于布吉一幢普通民房7楼的房门时，一股奇异的味道让记者顿感眩晕。这种味道就是电影胶片、生锈的铁盒子、老式的电影放映机及一些机械、书籍、杂物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这是一个约100平方米的三居室。三房两厅，都被电影拷贝占领了。大厅里除了两架子及摆放在地上的电影拷贝，还有两部放映机、倒片机，正中摆着一张旧沙发，银幕贴在正面墙上。房间里还散布着与电影有关的小玩艺，关于电影你能想到的一切都能在这套房间里找到。深圳纪录片导演高鸣曾来过这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用“尸横遍野，难以插足”来形容这房间里的拷贝之多。
黄坚新介绍，他目前已收藏有400多部国产老胶片电影，各种规格电影机14台。他从2000年开始关注与收藏老电影，其中2005-2006两年，进入疯狂状态，两年时间买了200多部。“几乎是只要看到就买。”黄坚新说。以至使他的居住空间，不断地被新来的拷贝一步步压缩。于是他在2年前，把自己从这套房子里腾出来，在旁边租了一套房住，这套房完全让给了他心爱的电影。有趣的是他目前住的房子比电影拷贝住的房子要小许多。在深圳艺术家白小刺看来，黄坚新对老电影的着迷已严重影响了他现在正常的生活。而在经常参与“深圳电影党”活动的圆桶艺术空间的主人冯宇看来，这“影响”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黄坚新乐在其中。要不这样迷狂，黄坚新也不会成为“深圳电影党”中收藏电影拷贝最多的人。
《阮玲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刘三姐》、《三毛浪浪记》、《东方红》、《向毛主席汇报》、《艳阳天》、《沸腾的群山》、《湘黔铁路》、《地雷战》、《英雄儿女》、《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铁血》……众多熟悉的与不熟悉的早年的国产影片，都能在这里看到。很多片名记者都从未听说过。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策展人欧宁在这里因看到动画电影《大闹天空》的拷贝而很是兴奋与雀跃。
“深圳电影党”有两个“党支部”成员收藏各有侧重
据“深圳电影党”的另一位成员何新华介绍，他们这群人中，经常在一起活动的人有10人左右，年龄跨度较大，50年代出生的、80年代出生的都有，但大多数在40岁左右。各人从事的职业差异也较大。有银行工作人员、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有搞工程技术的、企业的职员，也有退休赋闲的，其中还有两位女性。各人收藏的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黄坚新收藏拷贝最多，成员苏小宏则是收藏电影机最多，目前已收有70多台不同规格的电影机。而他自己则收藏了较多35毫米的影片。而在平常组织活动时，他们各人也都会有分工。“书记”大何通常负责掏钱买单，黄坚新则是联络员与媒体宣传员，他则负责机器的维护，成员叶国光负责放映与机器维护。黄坚新在布吉的“电影仓库”是活动据点之一。被称为第二“党支部”，第一“党支部”则是在龙华的一位成员的寓所里，因为那里更宽敞，放映条件更好，不用爬楼梯，所以成为大家开展活动的重要据点。
活动时间通常会在周五与周六，几乎每周都有活动，有时是分享新购到的片子，有时是品鉴一台好玩的机子。他们从2005年底开始逐渐相互认识，形成较松散的组织，并活动至今，而且活动也越来越频密。有趣的是，他们当初都是从卖家那里认识的，因从网络上看到相关电影拷贝出售的信息，而闻着气味碰到了一起。
在冯宇看来这群因老电影而聚首的人，能够稳固、平等、和谐地在深圳形成持久的圈子，虽然兴趣点不一样，但行为却很一致。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收藏重点、放映技术、机器维护上能够形成互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目的非常单纯，他们停留在玩味上，没有像其他的收藏者，以收藏养收藏，不存在功利性，所以能够以兴趣的聚焦来进行集体式的童年回忆。
这些中年男人，他们在对露天电影膜拜式的观礼中成长，对那个时代的战争片、故事片有着难以挥去的情结，同样也隐藏着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把玩的梦想。
在老电影中重读历史萌生历史意识
何新华仍然清晰地记得，他收藏到第一台电影机时的情境，那天晚上，他兴奋得一夜未睡。那是在2001年，他收到一部长江F16-4的电影放映机。“买回家，非常激动，但还不会玩，我相信每一个收藏电影的人都会跟我有一样的体验。对买到的第一台放映机，摸着不放，摸得有了自己的体温。”何新华说。
何新华是梅州人，因老家与部队住得近，小时候几乎每周都能看到一场电影。初中毕业后，他自学无线电，在书店看到有电影方面的书，因此也买来看。参加工作后，2000年底，他回到老家收拾房间时，偶然翻出当年的电影书来，他突然就很想要买台电影机来玩。于是就开始了自己的电影收藏之旅。为收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可以去翻山越岭、钻山打洞。他最喜欢电影《刘三姐》，8年时间中，他收藏了35毫米的2部、16毫米的6部，但仍然没有收到自己满意的，“我还在寻找。”何新华说。
与何新华对老电影的情感一样，黄坚新也是在小时候就喜欢上了电影。黄坚新是布吉本地人，他现在还常想起跑到横岗去看《渡江侦察记》的情形。所以当他收藏到第一部《渡江侦察记》的拷贝时，便急不可耐地拿到家里放。“那些镜头非常亲切，我看了很多遍，现在我家里有5部《渡江侦察记》，我花了5年时间，现在总算是收到自己满意的一部了。”黄坚新说。
黄坚新收藏的电影种类繁多，除了大众较熟的战争片、故事片，他还收藏到很多罕见的纪录片、科教片、新闻简报、农村题材的及“文革”时期的电影。“每部收藏回来的电影我都会认真地看过，而从这些纪录片，除了看到电影技术的逐步变化，我也看到了我们国家历史的发展。这些纪录片涉及到工业、农业、科技、建设等各个方面。从这些影片中我学习重新认识历史。”黄坚新说。
同样黄坚新还从电影中看到深圳早年的建设场景。他收藏到关于深圳的电影有1983年由珠光电影制片厂出产的《日新月异的深圳特区》、《蛇口招商局在前进》、《深圳风景线》等。而何新华收藏到深圳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特区打工妹》《飓风行动》等。
用怀旧的方式寻找新的滋养在老电影中释放窒息感？
“没有枪的不要，没有特务的不要。”“深圳电影党”的“书记”大何曾这样宣布自己收藏老胶片电影的标准。而“枪与特务”，也正是过往时代电影中的主要象征符号与语意表述方式，在中国电影百年来的发展史中，电影从未离开战争与国家、政治与民族的大话语背景。电影与历史、与政治、与权力的关系，在中国似乎显得特别紧密，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电影是国家意识形态最权威的记录。而随着2000年之后电影公司的改制与电影制作、放映技术的革新，电影拷贝这种被严密监管的“艺术文献”，才开始流入民间市场。它们像一串串被时代前进浪潮掩盖的秘语，被当做“废品与垃圾”，从破败的电影公司的仓库里倾泄而出。一群对那个时代影像与画面有着狂热爱好的人，一群对老电影有着难以释怀情结的人，这时闻风而动，成为这些“时代秘语”秘密的持有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许尚未感知到，他们持有了特定环境下的“历史话语”，但他们已开始用怀旧的方式，不自觉地参与了历史资料的护航。
但为什么会在深圳有着这样一个相对大的持有者群体呢？据“深圳电影党”成员介绍，目前他们这群收藏的电影拷贝加起来已有2000多个，电影放映机超过400多台。为什么深圳会产生“深圳电影党”？他们的集聚与这个城市有没有一种内在联系？
电影学者郭熙志觉得，深圳出现这样的群体与深圳城市文化工商背景有着紧密关系。深圳是一个压力突出的城市，而这些人或许曾经都有过电影梦、导演梦、演员梦，当这些梦不能实现的时候，那么对电影的收藏可以获得一种代替性的满足。他觉得这是一种逃避压力的方式，他们需要在这样的生活中飞起来，释放窒息感，实现另外一种生活。他觉得这其实是治疗城市病的一种自我理疗。回到过往时代中去，获得记忆的宝贵滋养。怀旧是在寻找新的滋养，同时也在追问当下生活失去的东西。
高鸣觉得跟这群人有钱有闲也有一定的关系。他觉得通过这种民间力量的汇集，可以让深圳增加历史认识，多了一种了解历史的途径与渠道。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总监毛少莹也持类似观点。“深圳民间力量大，有钱人多恐怕还是主要原因。人有钱有闲了，就会鼓捣一点文化的东西，人总是有精神需求的。从另一方面讲，各式各样的文化团体、小圈子越多，说明文化生态越丰富，城市文化的发展，必需包括很多这样的文化团体。”她说。
而冯宇却不认同是因为“有钱有闲”的原因。他觉得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个人的兴趣。“在这个城市，他们并不能算有钱人，他们将有限的时间与金钱投入到这方面来，是因为很享受这种生活方式。而他们也通过自己的方式，保存了一些我们正在丧失的记忆。”
可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方式建立电影资料室
欧宁在为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电影项目寻找放映员时，就从这群人当中看到了一种历史意识的苏醒。他觉得这一点对于深圳非常重要。怀旧、挽留回忆是历史意识的起步，而这正是深圳缺乏的。因此“深圳电影党”中的骨干，在欧宁的寻找中也成为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民间放映队项目的义工。通过双年展这个平台，他们为更多人所知晓与了解(本周六他们将在益田广场放映前苏联的《持摄影机的人》)。
“从个人爱好走向与公众分享的主题”，这也是“深圳电影党”与冯宇等人正在做的事，但如何找到更好的途径呢？目前“深圳电影党”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何新华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因为他们自己喜欢，并不能确定他人也会喜欢，比如到小区放电影，或许有些居民还会觉得你吵闹。而目前他们也会接受一些小区的邀请，免费为其放映。只是这种活动较少。
毛少莹建议可以成立协会，申请政府经费及企业赞助，建立专门的网站，或者挂在大的门户网站上扩大影响———最终或许可以建立“深圳电影资料馆”。她对此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说如果有机会会去看那些老片子。欧宁也觉得成立协会与建立电影资料馆是较好推广方式，目前“电影党”的多数成员，没有研究意识，如果有些研究意识，将现有收藏做好整理，进行保存会更完美。但他觉得成立“电影资料馆”会较为困难，因为会耗资巨大，对这些电影拷贝的保存温度、湿度要求都很高。黄坚新与何新华感觉困难的也是在资金与精力上。深圳影视家协会主席李亚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这些收藏者可以通过与影视家协会合作，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方式建立电影资料室，每年向政府申请一定的资金，对这些资料进行维护和保存。
下期预告
深圳老人院老人们的幸福指数有多高？
今日深圳仍然以年轻标榜，满大街是活力四射的年轻面孔和迅即如飞的步伐。但在这座城市的某些角落，分布着一座座低调、简朴的老人院。这里的老人五六点起床、晚上八九点睡觉。吃饭、看电视占据他们大量的时间。他们的生活、心态和这座城市的主流有何不同？他们的幸福指数多高？明天《微观深圳》带你走进深圳的老人院。
微观记者 谢湘南 报道 微观记者 单增辉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