炙手可热风云人物毛远新

毛泽东同毛远新的关系十分特殊，犹如父子一般，可以无话不谈。有一次，毛远新陪毛泽东下水游泳，这一次天气比较冷，水里比岸上暖和，毛远新上岸后感到有点冷，就脱口而出说：“还是水里舒服些。”毛泽东瞪他一眼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不肯吃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吃过苦，怎么当左派？”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1973年7月19日，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以大字号标题和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张春桥大加喝彩，说什么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于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则大叫“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则被奉为“反潮流”的“英雄”。想靠上大学找出路，想出人头地的张铁生经江青、毛远新一伙的吹吹捧捧之后，果然成了江青一伙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而毛远新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则受到江青等的称赞。

华北农业大学原为北京农业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泽东“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由北京搬到了陕西省甘泉县清泉村。这种搬迁有许多实际困难。后来，国务院考虑到北京附近需要有一所农学院，便作了将华北农大迁至离北京200多里的涿县的决定，周恩来亲批同意。为了配合“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对周恩来进行攻击，毛远新大打出手，在现场会上大叫大嚷：“我听说一个大学到延安，没地方住，没办法生活，从延安搬了回来。”并恶狠狠地说：“那个学校从延安搬回来，这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不管是谁批的，这笔账都要清算，在这个会上就是要拿朝农(朝阳农学院)这块石头抛出去打他们！”显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1974年12月，毛远新第一次去沈阳西北方向的彰武县哈尔套公社。面对当年形势尚好的收成年景，毛远新视察后认为，哈尔套公社“资本主义东西相当多，农业相当落后”，并说这里“和解放初期差不多”、“看不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看不到‘文化大革命’好在哪儿，路线偏右”……毛远新并以此为借口向公社干部“开刀”，说什么“青年人，一是敢斗，二是有干劲，有这两条，接班人的条件够了”，“老干部挡道，要年轻的冲”……1974年12月28日，毛远新的一个亲信在听说柳树大队有一个社员积极向国家交售黄烟后，跑到柳树大队，强令柳树大队在30日那天组织社员向供销社交售黄烟，并把此事向毛远新作了汇报。12月30日那天，柳树大队出动了300余人，敲锣打鼓，排着队，挑着烟，作了第一次“赶大集”预演。31日，在“为了让首长(毛远新)过一个有意义的元旦”的幌子下，又强令公社党委在元旦这天，组织邻近的五个大队“赶大集”。因为只有一夜准备时间，五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整整折腾了一宿，于1975年元旦上午8点敲着锣，扭着秧歌，进行第二次“赶大集”预演。在毛远新的亲自干预下，决定1月5日还要赶一个全公社的大集，这次大集人要多，东西要多，并提出“以人包队，到炕头上动员，赶集时，党员干部要带头，群众不空手……”

1975年1月5日，按照事先的布置，宣传车开路，公社党委书记扛着半扇猪肉走在前头，书记的老伴领着戴红花、背行李的女儿跟在后面，公社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常委扛着一口猪……按照事先预定的路线“赶大集”。辽宁省、市、县三级干部也在这天赶到哈尔套，参加学习“哈尔套经验”现场会。毛远新为大集戴上了“社会主义”的桂冠，吹嘘“大集”是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从此，在毛远新的一手策划下，辽宁省的“赶大集”，红极一时，大连市也组织郊区农民“赶大集”，每家每户都必须带东西参加，有的农民没有东西，便把家里用的烧饭锅扛去赶集，戴着大红花的猪“坐”在大车上跟着赶集的队伍在大连市环游。

1975年9月后，毛泽东身体状况日渐恶化，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在这种情况下，深得毛泽东宠爱的毛远新被调到北京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江青对此欣喜若狂，多年来，她就苦于在毛泽东身边缺了一个耳目。这耳目应当担负双重任务：一是能够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二是能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及时传达到他们的耳中。毛远新是最理想的人选。“联络员”承上启下，上报下达，虽然从职称上来讲并不是封疆大吏，也非中央要员，但他却是能凌驾在政治局之上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江青拼命拉他。毛远新在这个“要位”上干了一系列坏事，许多都是在江青指使下做的，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多数是悼念总理，少数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其中不少内容以悼念周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谁挨打。4月4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总理，××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有人帮着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在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合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